印象派在倫敦：法國藝術家動亂世代的離散
初刊於《藝術收藏+設計》2018年11月 #134
每個充滿變動的時代，戰爭、難民、流亡、離散，總是串聯著許多故事，藉著於五月初甫於英國泰德美術館下檔，現正於法國巴黎小皇宮（Petit Palais）展出的《印象主義在倫敦：流亡的法國藝術家（1870 – 1904）》（Impressionists in London, French Artists in Exile (1870-1904)）大展展出的一百多幅印象派大師的名作，敘說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法國印象派藝術家們，因戰亂由法國流亡至英國的一段插曲。
《印象主義在倫敦，流亡的法國藝術家（1870 – 1904）》由英國泰德美術館以及巴黎小皇宮兩方攜手策劃，展出普法戰爭期間因不同推力流亡倫敦的法國印象派藝術家的作品。展覽呈現海外流亡生活對於藝術風格的影響，那些倫敦市民司空見慣、習以為常的景象，都成為這些離散的法國藝術家筆下的常見母題；倫敦充滿霧氣的特殊天氣現象，也成為由遠渡重洋避難的印象派畫家們，藝術上的靈感。
展覽烘托英法兩地作為常民避難所在的跨地域聯繫，在這個「脫歐」、「難民」議題正熱的動盪時代，也格外警醒地，凸顯英法兩地在文化上、地理上、政治上長久以來的緊密關聯，在這樣的政治時空下閱讀起來，成為一種隱微卻諷刺的文化寓言。
政治序曲：近代歐洲地緣政治的決定性分野
1870年席捲歐洲的普法戰爭，是近代歐洲歷史上決定性的分水嶺，十九世紀的普魯士為了統一德國，與法蘭西爭奪歐陸的霸權，雙方爆發普法戰爭，戰爭雖由法蘭西發起，最終卻以普魯士大獲全勝告終。其中經歷法國皇帝拿破崙三世投降，法國軍隊損傷慘重，成為後續法國內部政變的導火線，終致法蘭西第二帝國遭到推翻，迎來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的成立。
普魯士大軍不滿足於拿破崙三世的投降，大舉入侵巴黎，由人民領導的自衛軍隊巴黎公社短暫結集以求自保。然，巴黎公社與法蘭西共和政府政治立場相左，法國政府為了換取普魯士大軍的撤離以及釋放多達十萬民的法軍俘虜，因此決議與普魯士簽署了法蘭克福條約，賠償高達五十億法郎的巨額賠款，並割讓與普魯士接壤的洛林和阿爾薩斯兩省，更隨即將重新歸隊的法國士兵用於鎮壓工人為主的巴黎公社成員，導致這批以藍領為主體的巴黎公社被法國政府消滅殆盡，成員多以受到處決告終。
這段動亂且血腥的歷史是近代歐洲地緣政治衝突的註腳，具體而微的體現現代民族國家的競逐、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矛盾的深化，為日後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及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民族仇恨，埋下伏筆。
法國藝術家動亂世代的離散：時代氛圍
近代歐洲的發展即是這樣一系列新舊勢力競逐的大戲台，文化力量伴隨政治力量，此消彼漲。隨著十八世紀太陽王路易十四絕對王權的確立，藝文及政治核心漸漸由文藝復興以降的義大利轉至法國花都巴黎。
巴黎藝文薈萃，知識分子、上流階級無不透過沙龍、咖啡廳舉辦一場又一場的知識激辯，巴黎，成了騷人墨客前仆後繼的大都會。
然而，普法戰爭的爆發、法蘭西第二帝國的崩毀、工人主導的巴黎公社的組成和迅速土崩瓦解，都濃縮在戲劇性的一年之內發生，這短短的一年內，政治動盪迫使大量藝術家逃離巴黎。
為了逃離戰或，脫離政治風暴核心的歐洲大陸，英吉利海峽彼岸的英國成了文人墨客的首選。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大英帝國，海上霸權盛極一時，來自不同階級的大量經濟、政治難民湧入，倫敦提供了一個相對穩定的避難所，英國的政治經濟實力，讓倫敦誕生了許多願意贊助藝文的工商巨賈，因此也提供了這些流亡的法國畫家一方能夠接受資助、販售作品、持續創作的沃土，一體兩面的來看，法國藝術家的湧入，也為倫敦的藝術界注入空前的滋養。
這些流亡人士的名單以現代眼光來看，星光熠熠，其中不乏在當時早已聲名遠播的藝術家，如：尚—巴蒂斯‧卡爾波（Jean-Baptiste Carpeaux）、詹姆斯‧迪索（James Tissot）、夏爾—弗朗索瓦‧多比尼（Charles-François Daubigny）等，也包含於當時透過執教鞭推廣自己作品而漸具名氣的艾爾方斯‧勒格羅（Alphonse Legros），以及那些仍在尋找自己繪畫風格，並爭取大眾支持的新興印象派份子們，也就是我們後來耳熟能詳的巨匠卡米耶‧畢沙羅（Camille Pissarro）、克勞德‧莫內（Claude Monet）和阿爾弗雷德‧西斯萊（Alfred Sisley）等人。
倫敦經歷對於這些流亡畫家起到相當的催化作用，例如莫內於倫敦流亡時期，受當時的法籍歌劇名伶和著名藝術贊助者尚—巴蒂斯‧弗爾（Jean-Baptiste Faure）的資助，這位著名歌劇演員曾經擁有過的印象畫作，包含西斯萊的〈早晨的摩萊堰，漢普頓宮〉（1874）也是這次收入展覽的作品之一。
當時的莫內尚未在藝術圈內闖出名堂，風格也仍在摸索，在倫敦的這段時間，莫內多受到與其同為畫家（卻已有相當知名度）的藝術家多比尼的支持，莫內與多比尼兩人更於倫敦，發展出能夠類比為「心靈導師與學徒」亦師亦友的關係。
除了莫內以外，同行畢沙羅在旅居倫敦的期間，也遇到了貴人的慧眼青睞，遇上了同樣為了躲避普法戰爭而暫居倫敦的藝術市場關鍵人物──保羅‧杜蘭德‧魯埃（Paul Durand-Ruel）──透過這位藝術經銷商的人脈及推廣，讓許多包含畢沙羅、莫內等在內的印象派作品能夠持續於市場流通，並成功於歐美各地不間斷地展出。魯埃一生經手的印象派作品超過五千多件，他的功勞令莫內感激的表達：
「魯埃讓我們不至於陷入飢餓」
如此可見，倫敦當時不僅成為藝術家們的政治庇護所在，也保障了藝術家的經濟和觀眾上的穩定，英法兩國畫家間的交流，以及英國風土景色，也間接促成了這個時期印象派畫家風格轉變的靈感。
印象派在倫敦：靈感主題
《印象主義在倫敦，流亡的法國藝術家（1870 – 1904）》匯聚超過一百幅印象派傑作，斷代以普法戰爭的起始1870年為開端，終於野獸派鼻祖安德烈‧德朗（André Derain）1904年抵達倫敦後興起的另一波藝術史劇變為終。
熟悉藝術的朋友們必然知道，印象派藝術家喜於捕捉肉眼所見、光影幻化的瞬間。繪畫主題、筆促、色彩、結構、視角，無不一反學院派畫風格的精心雕琢，對抗以「大歷史」為尊的形式與內容。也因為這樣的理念，印象派畫家常見許多系列創作，也就是於一地短時間內快速的創作多個版本的作品，《印象主義在倫敦，流亡的法國藝術家（1870 – 1904）》為了完整的呈現如此的創作特質，大動作的動員人力物力，由世界各地包含法國奧賽美術館、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紐約布魯克林博物館、英國維多利亞與艾伯特博物館、英國國家畫廊等頂級美術館借調作品，以期呈現完整的創作軌跡和故事軸線。
最顯著的例子即是透過借調作品，展覽得以豐富的體現泰晤士河在這些印象派畫家筆下的面貌，其中莫內一系列描繪河畔國會大廈，以及德朗捕捉波光粼粼的泰晤士河搭配大笨鐘的精彩作品，皆在展出之列。
文化氛圍上，展覽透過法國畫家的眼睛和畫布，呈現了維多利亞時期的倫敦，有別於法國咖啡館沙龍文化的社會氛圍。其中相當抓住法國畫家眼球的一項顯著差異就是倫敦街道上隨處可見的公園，英國的公園不僅在形式上與法國雕琢的庭園迥異，也與巴黎禁止行走於草皮上的規範大相逕庭。除了公共空間規劃之別以外，英國與法國相差甚鉅的社交禮儀和社交場所，也成為這些法國藝術家筆下常見的主題。
當然，所有的交流不會是只有存在於單一方向，流亡於英國的勒格羅，就是個好例子，勒格羅於倫敦美術學院執教將近二十載，對於英國的藝術教育影響甚鉅，教授繪畫以及蝕刻，對於農村生活於英國藝術中的表現形式，產生深遠的影響，與其他藝術家同儕，一同向英國藝術學院介紹了「造型」於雕塑一科中的教法。
《印象主義在倫敦：流亡的法國藝術家（1870 – 1904）》呈現普法戰爭為導火線，引爆的社會動盪，法國藝術家因為戰亂被迫流亡海外，被迫於海峽另一端的倫敦尋覓短暫的安寧。倫敦的社會經濟環境提供法國印象派畫家持續創作、展出的文化脈絡；這些樣的流亡經驗，與新城市的相遇和交流，也帶給了印象派畫家超越原鄉所能給予的創作靈感，將法國印象派運動推向一個嶄新的方向。
這些避難的流亡創作者，眼中的英國在社會禮儀、都會景觀上皆與所熟悉的家鄉不同，筆下的倫敦風景也無處不是身處異鄉的疏離感。展覽在剖析這段流亡的歷史之外，也追溯這些法國藝術家於倫敦的藝文圈彼此扶持，交相滋養的片段，不僅作品風格互相影響，也敘說藝術市場的運作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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