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藏」的正反論戰——藏品多元化的實踐與爭議（中）

初刊於《藝術家》2021年8月 #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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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去藏策略

巴爾的摩美術館（Baltimore Museum of Art）「去藏」（deaccessioning，或稱「出藏」）的決策，引起正反雙方強烈的辯論。愈來愈多博物館、美術館將去藏視為館藏管理的有效工具，更為積極地思考該如何應對那些長年深鎖在庫房中、佔去大量空間與資源的典藏品。根據《紐約時報》2019年年初的統計，美國博物館的館藏數量過去五十年間呈現爆炸性成長，其中費城美術館館藏翻了兩倍，大都會美術館館藏成長了三倍，舊金山現代美術館與休士頓美術館的藏品則是分別暴增了十倍有餘。因展示空間限制、替換典藏展研究門檻高，而許多藏品材質脆弱經不起長期展示的耗損等諸種困難所囿，真正能夠獲得定期展示的典藏品數量微乎其微，以較為極端的大都會美術館為例，一百五十餘萬件的藏品只有不到四成館藏得以定期展示。

因此「積極去藏」支持者認為，一些重複性高且缺乏獨特性（同作者、類似風格、媒材技法相似）、品質相對「劣等」、缺乏關聯性（長期未能進入常設展或主題策畫展脈絡）的藏品，即可能在品質不佳、學術價值不顯著，又無社會關聯性的情況下，長期封藏於庫房中，消耗機構資源；而美術館館長協會（Association of Art Museum Directors, AAMD）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前的規定又限定去藏的經費僅能用於入藏新的藏品之上，長此以往無限膨脹，缺乏永續性。

換個角度思考，若將去藏視為一個組織換血再造的有機過程，讓這些較為次要的藏品從館藏中汰換，一來篩去與機構宗旨及核心活動關聯性低的藏品，降低營運負擔；二來去藏籌得為數不斐的費用，也能用來購置更符合現階段觀眾光譜和館方學術重心的典藏品。更有諸多積極去藏支持者奔走期望AAMD能夠永久取消去藏經費的使用限制，讓營運需求能夠被納入合理運用的範疇，長期來說便可以更妥善地維護既有藏品，促進館務發展，也能避免大量膨脹的藏品系統壓垮機構庫房和維護人力的能量。

「積極去藏派」顯著的實例包含印地安納波利斯美術館（Indianapolis Museum of Art）發展出的評鑑系統，這項多年計畫旨在建立一個評級基準，逐步將庫房中五萬多件藏品依次分為四個等級，按照機構歷史、宗旨和目標，以及藏品代表性、稀缺性等學術價值進行評鑑，為去藏建立一個決策的憑據。館方也針對排行最末的五分之一藏品於合適的時間點安排去藏，或是贈予合適的機構。一派說法認為，這些被大型機構評等為末等的作品，在中小型機構眼裡（和其他館藏脈絡與社群組成不同的情境下）將具有更高的相對價值，若有緣進入同儕機構，反倒能夠獲得更為充沛的研究、展示與推廣資源，如此一來通過評鑑系統，在清楚哪些藏品對美術館相對不重要的情況下，能促進藝術品在公領域的正向流通。

不難想像AAMD因應疫情的規範調整受到積極去藏派的讚揚，許多聲音更主張永久取消對於去藏的限制，讓機構不會再發生即使陷入財務危機也無法通過去藏力挽頹勢的荒謬困境。此類例子包含數年前美國美術館因經濟衰退（與管理問題）發生一波財務危機，債台高築的達拉威爾美術館（Delaware Art Museum）決定去藏一件作品以償還高達1900多萬美元的債務，否則將面臨歇業的可能，去藏的經費後來還清了帳款，館方更將盈餘投回營運基金，替美術館創造出更具韌性的財務體質。然而，達拉威爾美術館對於去藏經費的運用並不符合AAMD要求去藏後經費僅能用於購置新藏品的規定，美術館因此受到協會的撻伐與「制裁」（sanction），永久成了杯葛的黑名單，按照會規，AAMD要求成員機構以「禁運」抵制達拉威爾美術館，包含暫停館藏出借和展覽合作。

反對聲音

反對去藏者則認為，巴爾的摩美術館的做法矯枉過正，作品去藏後將由公眾財進入私人之手而不再被公眾享有，博物館是接受納稅人資源來為社會代管文化瑰寶的守護者，無權擅自將代管的館藏恣意除去。

巴爾的摩美術館選定去藏的三件作品也無助平息爭議。原定計畫納入去藏之列的作品，包含一件預定委由蘇富比以私人洽購去藏的安迪．沃荷〈最後的晚餐〉，以及原計畫公開拍賣的低限主義藝術家布萊斯．馬登（Brice Marden）和抽象表現主義經典畫家克里弗．史提爾（Clyfford Still）的作品各一件。這三件作品的作者，其中馬登仍在世，而這次被「相中」去藏的畫作，更是全館唯一一件馬登的作品；史提爾的畫作則是藝術家於1969年捐贈給巴爾的摩美術館的創作，用以紀念藝術家於城市居住逾廿載的時光，這也是馬里蘭州全境典藏唯一一件的史提爾畫作。

反對者認為，這次去藏在選件和程序皆違背多項專業信約：

• 一、捐贈者通常以「永久典藏」做為捐贈的基礎，即便沒有違反與捐贈者明文簽訂的受贈條文，亦有背信的道德疑慮，倘若開啟了將受贈藏品去藏的先例，也將讓藝術家和藏家對未來的捐贈計畫卻步；

• 二、去藏作品牽涉仍在世的藝術家，美術館的去藏可能被市場解讀為學術價值的衰退，間接影響「行情」與藝術家後續的發展；

• 三、陳情人士認為沃荷〈最後的晚餐〉同一系列的作品於2017年通過佳士得的平台以6000多萬美元成交，美術館計畫以蘇富比進行私人洽購，流程並未邀請其他業者提供競價，不僅流程上不夠嚴謹，更嚴重低估了沃荷的市場價值，不經由拍賣而選定私人洽購的去藏管道，也產生與熟識藏家以「甩賣」價格私相授受的嫌疑。

除了選件、程序外，巴爾的摩美術館對於去藏後經費的使用也成為爭議的焦點。雖然美術館聲明原訂的規畫事先已取得AAMD的確認，符合因應疫情去藏規範鬆綁用於「直接藏品維護」的範圍，但多數人認為巴爾的摩美術館屬於營運模範生，財務狀況相當精實，過往幾年通過營運基金、積極募款以及聰明的花銷，截至去藏計畫宣布之前，未有財務吃緊需要裁員或是放無薪假的情形，不僅預計花用強詞奪理、不符合藏品維護的範圍，更不符合緊急紓困的救火告急標準。

AAMD也一反沉默，在巴爾的摩美術館取消去藏的計畫後，發出聲明呼籲：不論機構有著多麼令人敬佩的宏大抱負，因應疫情緊急去藏的經費運用，都不該用於藏品維護以外的「長期需求以及其他遠大目標」。

批評者也認為，巴爾的摩美術館便宜行事，投機地以「變賣典藏」轉嫁募款的責任。以開創性作風聞名的「館長界」泰斗阿諾德．雷曼（Arnold Lehman）亦堅決表達反對美術館的做法，這位傳奇館長認為館藏做為公共財不該被視為機構的「搖錢樹」。現任舊金山美術館（Fine Arts Museums of San Francisco, FAMSF）館長、前大都會美術館館長湯姆士．坎伯（Thomas Campbell）將這類通過去藏籌措館務營運經費的做法譬喻為「吸食古柯鹼」，坎伯認為就像毒品一樣，機構一但食髓知味，將對去藏產生依賴，極可能毫無節度地變賣典藏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