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館做為市政廳？千禧世代的道德意識

初刊於《藝術家》2019年10月 #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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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的文化景觀是大環境政治氛圍的鏡像，暗潮洶湧，毫不平靜。極端氣候、社會分裂、脫歐、中美貿易戰爭、難民的去留等問題，佔據歐美媒體版面頭條。

隨著全球右派保守勢力的重掌局勢，以好萊塢、雅痞與千禧世代為首的藝術文化界，齊聲號召新一代的左翼追隨者，透過網路平台發起自救，聚集庶民和輿論聲量，引爆公民監督力量如同海濤般的覺醒。其中，「#MeToo」、「#BlackLivesMatter」、去殖民、「髒錢退出藝術」等運動的影響力更由社群網站延伸到線下，讓跨國藥廠、石油、軍火等飽具爭議的「舊錢」勢力，狼狽不堪。

乘著矽谷奇蹟崛起的科技巨頭，亦無法從這場公民自救運動的浪潮裡倖免，隨著俄國網路宣傳戰介入美國總統大選議題的起伏而受到更嚴格的公共審視，在那座用共享原則、雲端經濟和電子商務堆砌起的虛擬金字塔上敲出了裂痕。

輿論撻伐個人網路資料的外洩、百大企業底層員工不合理的低薪和超長工時，如此沸騰的民怨間接促成美國企業領導人在今年8月底於華府召開的商業圓桌會議上提出「企業」（corporate）的新願景。這場會議推翻了近半個世紀以來企業為股東謀取最大利益的定位，前所未見地將「消費者、員工、供應鏈廠商與社群的福祉」納入企業營運的首要考量。

這次革命性的宣示對許多評論者來說昭示了新時代的來臨，宣告新左翼運動抵制跨國企業巨獸的暫時性勝利，畢竟這場於華府的商業盛會結集了新舊產業的重商巨賈，諸如亞馬遜創辦人暨執行長傑夫．貝索斯（Jeff Bezos）、蘋果執行長提姆．庫克（Tim Cook）、通用汽車執行長瑪莉．芭拉（Mary Barra），以及代表華爾街金融勢力的摩根大通（J.P. Morgan）和象徵消費主義至上的沃爾瑪（Walmart）等各大企業領袖皆在會議之列。

眾人齊聲宣示：期望藉由修正「企業」營運的標竿，在創造良好商譽之餘，為這場迎面撲來的公民勢力滅火，同時督促產業，一同思考企業取之社會的同時該肩負的責任。

藝術贊助：去殖民化、髒錢退出聲浪

同樣的聲音在文化界亦可見一斑。熟悉歐美文化贊助生態讀者必然曉得，賽克勒（Sackler）家族是西方藝文世界響噹噹的贊助單位，大西洋兩岸老牌藝文機構幾乎皆可見到賽克勒家族冠名的建築和活動。

事情的引爆始於媒體批露賽克勒家族旗下跨國藥廠普度製藥公司（Purdue Pharma）明知奧施康定（OxyContin）與嗎啡同屬強效性鴉片類止痛藥，極易引起藥物成癮，卻將錯就錯、甚至大幅行銷這款新藥，不僅間接造成西方世界的藥物濫用，更是人民藥物成癮後造成嚴重社會問題背後的肇因。

博物館社群成員於今年初起大幅動員，高調展開對於賽克勒家族的杯葛，力拒「穿著燕尾服的毒販」通過贊助藝文漂白形象的作法。撻伐聲浪累積的輿論壓力讓倫敦國立肖像美術館謝絕了賽克勒家族基金會高達130萬美元的捐贈提案。倫敦泰德美術館、紐約古根漢美術館相繼跟進，比照作法表明將停止接受賽克勒家族的贊助；巴黎羅浮宮更在示威者的抗議之下，於今年8月取下賽克勒家族冠名的建築物標牌。

博物館社群除了在藥物濫用議題上施壓，亦攤開檢視諸多私人贊助者取之不義的財富來源。

蛇形畫廊前執行長雅娜．皮爾（Yana Peel）即因她與一家以色列網路科技公司的財務聯結（此家公司被指控以研發的技術監控民間通訊），在輿論撻伐下辭去職務。去年泰納獎入圍團體「法醫建築」（Forensic Architecture）亦響應維權團體「將這個地方去殖民化」（Decolonize This Place）的杯葛，對於惠特尼雙年展主辦方惠特尼美術館董事會副主席沃倫．坎德斯（Warren Kanders）擁有的軍火製造企業（被指為美墨邊境催淚彈與子彈主要供應商）表達強烈不滿，加入撤展行列。經過藝文社群月餘的強烈抗議與杯葛，坎德斯於8月辭去董事會職務。

世界最大私營石油公司之一──BP石油與英國藝文機構的糾葛也歹戲拖棚。一位大英博物館董事多次點出石油贊助藝文的道德瑕疵，更厲聲批判博物館對於歸還殖民期間搶奪來的文物一事，推諉不前，在多次抗議無效下憤而辭職，不僅博物館員工連署相挺，議題也在多位知名藝術家包含當代雕塑大師安東尼．葛姆雷（Antony Gormley）、阿尼旭．卡波爾（Anish Kapoor）等人聯名抗議下，將呼籲「髒錢滾出文化領域」與「文化領域去殖民化」的輿論推向頂峰。

集會所與市政廳的新想像

不難看出，在「反轉政治」與「社群參與」等概念時興的現下，21世紀的博物館被新世代賦予高度期望，投射「公民參政」的政治想像，主張復興希臘「集會所」（Agora）的古典功能以及「市政廳集會」（Town hall meetings）的辯論方法。

「集會所」在古希臘時期結合政治、社會、經濟功能於一體，是城市中重要的聚會場所，不僅做為市場、節慶等經濟交流和儀式活動的發生場域，更是聽證會等司法事件運作的所在。這樣的市集空間與台灣廟埕的場域精神相仿，在規範社會秩序的同時，亦形塑地方的在地認同。

「市政廳集會」的概念發端於19世紀的美國和澳洲，泛指施政推行過程中於市政廳內與利害關係人溝通的程序，後續演變為公聽會、市政方針討論的代名詞。時至今日，這樣的溝通過程轉向於政見發表會、電視台、校園演講等具類似功能的場域進行，是行政官員與政治人物傳達立法精神與政策原委的重要儀式，也成為正反方輿論碰撞的場合，示威者常常運用這樣的時機對於不受歡迎的法條表達嚴正的抗議。因此，「市政廳集會」做為聽取公民意見、溝通歧見、凝聚共識與推行法規的重要環結，是道德判准的集散場所，也投射出民主政治對於制裁力量由下而上、由社群而生的理想典型。

在思考完新時代受眾對於博物館的期許後，讓我們回頭檢視這場熱無可擋的公民自救潮流。

各界大抵讚揚此些政治正確的抗議活動，並肯定發起者的良好意圖，然而，西方慈善捐贈制度長期與博物館的存榮休戚相關，在政府藝文預算逐年下滑的現下，藝文界也開始反思：提高藝文機構募款時的高道德標準固然立意良善，但是在公審以外，該如何解決機構長期左支右絀的困窘？若除去了髒錢，博物館該如何給付每年高額的營運成本？

博物館的定義之爭

順著反思的理路，博物館界修正派也對於新左派政治態度主導文化營運的現象產生反彈。最顯著的例子即是國際博物館協會（ICOM）為「博物館」擬定的新定義以及隨之而來的反對聲浪，即揭示了全球博物館界意識型態上的斷層。

新的措辭於今年7月出爐，將博物館由中性空間的歷史定義中拉出，主張博物館為「民主化、具包容性、多重聲音共存的空間」，並表示博物館應該致力促進「人類尊嚴與社會正義，世界普世平等與地球的福祉」。

ICOM由來自全球兩萬多個博物館組成，共計廿四個國家代表團，這項提案受到來自法國、義大利、西班牙、德國、加拿大、俄羅斯的委員會反對，力主將提案延緩表決，詳加研議。

法國委員代表更將如此飽含政治意涵的新定義斥為意識型態的白皮書宣言，視之為「難以推行」，其他反對人員亦主張博物館的定義應以中性、長效為重，而非以「時興、流行」的概念撰寫。

藝術家、草根團體於文化界倡議的「去殖民化」、「髒錢退出文化」等運動，掀起新左派道德意識的覺醒和輿論的響應，引發對於博物館如何在高道德標準的21世紀自我定位的一連串討論。如何取得追求政治正確的千禧世代的認可，同時保持藝文機構的經濟自持，將成為藝術行政者未來數年面臨的嚴峻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