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真實所苦：在烏托邦幻滅之後藝術的政治參與
初刊於《藝術收藏+設計》2019年09月 #144
「烏托邦幻滅」（dystopia）是歐美近年興起的藝術表達類型，通常搭配末日電影的情節，描繪一小群人掙扎於毀滅後的世界，在過往賴以維生的政治社會經濟體系崩塌後的餘燼中，搏鬥前進。
藝術作為政治運動的表達亦由來已久，美術館在這個日漸動盪的社會，重拾「市政廳」的政治角色，試圖提供公民辯論各自理想社會藍圖的發聲平台。
美國麻薩諸塞州當代藝術博物館（MASS MoCA）所策劃的群展《受真實所苦》（Suffering from Realness）即是結合「烏托邦幻滅」和「藝術作為政治表達」的兩項傳統，試圖展現當今美國社會的緊張氛圍，竭力為這個逐漸失去準繩的年代延續「希望」的火炬，作為樂觀運動分子持續抵抗的一線支柱。
崩壞
《受真實所苦》援引知名英國紀錄片導演亞當‧柯蒂斯（Adam Curtis）在2016年的紀錄片《超常》（HyperNormalisation）為展覽論述的楔子，藉以描繪出如烏雲壟罩的時代氛圍。
《超常》記敘西方社會如何在七Ｏ年代中期，因紐約政府擴張型的政策與人民福利支票，令地方財務債台高築，銀行家不願意無限度的為政府的施政埋單，在1975年，紐約銀行家拒絕購買地方政府發行的公債，象徵資本家明目張膽的以綁架者的姿態介入政治體系，要求政府進行一系列樽節的舉措。
這造成影響巨大的骨牌效應，讓七Ｏ年代的紐約深陷破產危機，也成為了投機資本家（紀錄片舉例川普）收購廉價土地開發大批富人大樓的背景。紐約這顆大蘋果，也就這麼成為了有錢人的城市。
二戰過後的冷戰氛圍之下，西方世界開始主張在傳統外交博弈的「均勢」外，創造一種全球性「互相依賴」的競合網絡，期望透過這樣的互相依存，消弭區域政治間的緊張關係。然而這樣的現象也成為一把雙面刃，一方面經濟體之間的互相需要確實帶來某些程度的穩定 —— 又或許更準確的說 —— 互相依賴帶來經濟體之間的相互制衡，間接導致全球地區之間無法分割的連動，世界無法再置身區域的衝突之外，區域經濟也回向的綁架了全球的穩定。
八Ｏ、九Ｏ年代，隨著冷戰緊張局勢退卻，以蘇維埃為領頭的共產社會實驗逐漸土崩瓦解，這也讓早些於自由世界奮鬥的左派前鋒們，由前一個時代的集體社會運動，轉向逃避性質的個人主義，藉以自我保全，變相退守進入一個保護性的外殼。
紀錄片《超常》開宗明義說到：
「我們身處一個詭異的時代，反常事件層出不窮，使社會動盪。自殺炸彈、難民潮、川普、普亭，甚至英國脫歐，但掌權者似乎對於這些現象毫無處理能力，也沒有任何人能夠為不同或更好的未來譜出新的視野……過往四十年來，政客、金融家、科技烏托邦主義者們，與其正視實際存在的複雜情況，反倒選擇退守，並建立起一個比真實世界更為簡化的（世界）版本，以便攀緊著權力。伴隨這樣虛假世界的發展，連同我們自己在內的所有人也都乾脆隨波逐流，畢竟這樣簡單（卻虛假）的世界反倒令人安心。」
這段話似乎昭示了那個啟蒙以降的陽光、正向，隨著美國社會這項最大的啟蒙革命實驗的接連碰壁，宣告資本主義的全面勝利，四百年來的社會實驗僅僅證明了政經制度的荒謬與人性的脆弱，沒有人有能力處理這項社會實驗帶來的惡果，大夥兒結伴把雙眼雙耳蒙上，隨波逐流，自我保全。
對抗
柯蒂斯認為：
「甚至那些自以為在攻擊體制的人 —— 極端分子、藝術家、音樂人，以及我們整個反主流的文化 —— 也變成這場騙局的一環，因為他們也退守進入一個虛構（make-believe）的世界，這也讓反對聲浪對於（社會問題）做出改變起不了實質效用。但是這樣退守進入一個夢境世界的做法，反倒讓黑暗、具破壞性的力量在外部持續潰爛和生長，這些（負面）力量如今回頭刺破了我們小心營造的虛假世界的脆弱外皮。」
在見證集體解決方案的徒勞，蘇聯喪失政治影響力，左翼運動遂轉向逃避性質的個人主義，逐漸失去號召力量。隨著後殖民時代的降生，身份認同日趨複雜，利害關係團體越顯瑣碎，也讓政治協商以及共識凝聚成為天方夜譚。
其中柯蒂斯認為：以藝術家等人在內的先鋒團體的轉變是骨牌效應的關鍵之一，這些左派運動者由最前緣的運動發起者和參與者，逐漸轉為社會問題的紀錄者與經驗者。
不難看出其中「能動性」顯著的下降，個人與社會問題的相對關係也產生了微妙的改變，由過往「解決問題的人」，逐漸轉向類同「容器」（vessel）的比喻，透過藝術家個人的身體與生命軌跡去經歷問題，並透過藝術將自身所感表達出來。
受真實所苦
當一切都是如此虛假和塑膠時，真相與真實反倒令人發狂，抱持「希望」，拒絕麻木，或許是保持清醒的第一步。
麻薩諸塞州當代藝術博物館現正展出的群展《受真實所苦》（Suffering from Realness），展現的即是這種在絕望中力求保持真實意識的掙扎，展題挪用饒舌高手肯伊·威斯特（Kanye West）與傑斯（Jay-Z）歌曲中的歌詞：
「醫生說我病入膏肓，因為我受真實所苦」。
展覽選介了十六位藝術家對於「真實」與「虛幻」的探討，將許多困擾著美國社會的關鍵議題放到視野中心，包含左右個人身體政治以及身份認同的諸多爭議：種族歧視、暴力、性別平權、戰爭、歷史共業等等縈繞不去的話題，期望藉由展覽點出問題核心，藉以凝結共識。
英雄與奴役者的一體兩面
這次展陳選介許多振聾發聵的表現，包含長期揭露藝術史殖民觀點的畫家提圖斯·卡法（Titus Kaphar），展覽呈現卡法2018年的近作〈看穿時間二號〉（Seeing Through Time 2），畫中拼貼出一位美籍非裔女性的肖像，諷刺地模擬殖民時期常見的繪畫風格，勾勒出一名貴族女性張開雙臂接受一民非裔孩童獻上的珍珠珊瑚寶貝，直指殖民與奴役歷史持續左右了當今美國非裔人民的生活現況。
這次展覽也收納了卡法的一件綜合媒材雕塑作品〈紀念反轉：喬治·華盛頓〉（Monumental Inversions: George Washington），正面呼應近年在美國吵得熱火朝天的歷史雕像去留爭議，一針見血的回應：一個民族的英雄，就是另一個民族的奴役者，犀利的點出核心提問：「藝術可以修改歷史嗎？」持續觸發對於「藝術的效益」以及「歷史中的權力結構」的再思考。
伊拉克女畫家海伊芙·卡瑞門（Hayv Kahraman）的諷刺畫作，則隱射自己因庫德族被宗教打壓而被迫於1991年逃離家鄉的童年經歷，她清楚記得在逃難的恐懼仍歷歷在目時，同年在英國，流行音樂界搬演出一場名為「簡單的真相：一場致庫德難民的演唱會」（The Simple Truth: A Concert for Kurdish Refugees）的慈善表演，主打美國鐵肺歌后惠妮‧休士頓（Whitney Houston）與饒舌歌手MC哈默（M.C. Hammer）等在內的名人。以慈善為名，載歌載舞的舞台上，令人發噱的輪放著庫德難民逃離壓迫的慘痛畫面，點出西方世界自以為是的人道關懷，實質上對於難民經驗的集體消費。
而攝影師珍妮佛‧卡拉迪（Jennifer Karady）則透過與兩伊戰爭的退伍軍人們的多次口訪，呈現滿載劇場張力的系列攝影，影像情節將軍人們戰時的記憶，雜陳於常民社會的場景之中，藉由時空錯置凸顯身歷戰火的將士們，回歸社會、重入庶民生活的百般不易。
希望？
《受真實所苦》一展梳理了這個後真實時代的十六位藝術家透過作品傳達出的「幻滅烏托邦」，通過展覽期望延續「藝術作為政治表達」的傳統，重新主張美術館作為公民意見交流的關鍵場域。
展覽手冊以美國作家與社會運動者雷貝嘉‧索爾尼（Rebecca Solnit）《黑暗中的希望》的篇章節錄作結：
「你的敵人希望你相信這一切毫無希望可言，期待你相信你毫無力量或權力，希望你相信毫無行動的必要，期望你相信沒有勝利的可能。『希望』是一項贈禮，說明你不用投降或放棄；它是一股你不用拋下的力量。透過『希望』，得以達成抵抗，（然而）抵抗不足以引發希望，但，我們有相當好的理由（持續對行動抱持希望）」。
或許你我的確需要如同《受真實所苦》以及「#MeToo運動」這樣的強心劑，讓我們也能天真地說：柯蒂斯紀錄片中提到命定的社會麻木、資本統御的僵局，其實還有轉圜的餘地？
當我們處於對於「改變」的期盼看似一想天開的現下，或許，那些還有力氣抵抗、仍信仰「希望」的人們能夠和這些藝術家一樣，以個別灘頭的爭搶，在自己所關心的領域爭取議題的可見度，揮舞著「政治總是讓我們失望，持續行動才能創見未來」的旗幟，為這個逐漸放棄掙扎的世代，以唐吉訶德式的人文堅持，帶來一線反抗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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