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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囉世界:重新檢視藏品 Hello World. Revising a Collection

反思典藏脈絡:公立美術機構的自我診療


初刊於《藝術收藏+設計》2018年06月 #129

 

典藏品重要嗎?博物館二十一世紀的社會角色是什麼?讓我們透過德國柏林國家博物館的展覽《哈囉世界:重新檢視藏品》,聊聊公立博物館的館藏品如何反映一個時代的脈動與視野。

故事開始之前

柏林國家博物館是一座橫跨柏林的大型博物館群,館藏為數可觀,居世界頂尖公立館藏之列,藏品始於十八世紀,並延續至現當代,轄下包含五所美術館:舊國家美術館(Alte National­galerie)、新國家美術館(Neue Nationalgalerie)、貝格魯恩博物館(Museum Berggruen)、夏夫-格斯騰貝格收藏館(Sammlung Scharf-Gerstenberg)以及漢堡火車站-現代藝術博物館(Hamburger Bahnhof – Museum für Gegenwart – Berlin)。

《哈囉世界:重新檢視藏品》(Hello World. Revisiting a Collection)由柏林國家美術館博物館籌劃,呼應聯邦政府「全球美術館」(Global Museum)計劃,系統性審視西方藝術以歐美為中心的典藏脈絡,透過檢視轄下館藏品的出身,在藝術史主流的經典解析之上,引入其他的詮釋可能;藉由對於藏品再定位的探索與對話,試圖尋找霸權論述之外的替代邊緣視角。

《哈囉世界》展覽精品盡出,佔幅橫跨整座漢堡車站美術館空間,由館長烏多‧凱特曼(Udo Kittelmann)領軍,統籌7位機構策展人與5位客座策展合作,發展出13項子題,展覽共展出來自超過250位,逾400件作品,包羅繪畫、雕塑、裝置、影片,除國家博物館本身收藏外,更借調博物館群的相關藏品,佐以文獻檔案檔深化時代的歷史厚度。

背景多元的策展團隊期盼透過子題,重新觀看博物館機構做為貯藏文化物件的古典定義,檢視傳統典藏史學的盲點,震盪並重構西方經典,因此,13項子題每一個章節專注於藝術史上跨文化交流的一個重要時刻,審視藝術作為知識傳播的內容和形式,在全球語境下的播移軌跡,並將鎂光燈聚焦於大論述中被忽略的聲音與觀點,反面觀看典藏作品、購藏結構,以及展示分類邏輯背後的社會成因。

這項計畫除了展覽本身外,更需回溯至2016年底即展開的一場對話,由柏林國家博物館主辦的〈論壇:全球美術館的研探〉(The Idea of the Global Museum),率先鳴槍展,引領思考二十一世紀「全球」觀點的定義,以及是項「超歐洲」視野的必要和可能,並從實踐的角度思索如何將這樣的全球精神,應用於當代藝術的研究方法、典藏脈絡和展覽策略,期望透過論壇更通盤的思考包容和多元的內涵,有成為《哈囉世界》得以全面檢視帝國主義於典藏脈絡留下的烙印之前的重要前置作業。換言之,《哈囉世界》這檔展覽是國家博物館近期典藏脈絡研究的成果報告總覽,具體而微昭示了方法學根本上的轉變。

行文至此,大夥兒或許好奇:為何典藏脈絡需要被解析,甚至重新審視呢?這該從博物館古典的仲介作用,以及新博物館學呼籲的功能轉向開始說起。

想像自身與世界的關係

「近六百年來,博物館積極運作,持續對於知識的形塑產生影響,在此之中可以觀察到諸多類型的知識結構,以及構築真理的規則。」

艾琳‧琥珀-格林赫爾(Eilean Hooper-Greenhill),《博物館及知識型塑》(Museums and the Shaping of Knowledge),1992

博物館機構內論述的產生,直接影響了觀者思考自身定位以及週遭物質文明兩者之間的關係,藉由物件的收集,博物館告知觀者世界的真實;透過分類,檢索他者文化應該被理解的方式;藉由安排,確立認知界線的邊境。

諸多關於博物館學的研究,對於現代博物館作為公民塑造的功能多有著墨,尤其是學者卡蘿‧鄧肯(Carol Duncan)講述現代民族主義國家如何透過博物館機構,將「民主」和「國家」這兩大概念宣傳給公民。

根據鄧肯,現當代博物館奠基於地理區域和時間序的這類現今習以為常的內容分類方式是法國大革命的遺跡:於法國人民推翻皇室後,共和國取得原本為皇室貴族陳列專屬玩物的羅浮宮管理權,共和國政府旋即將羅浮宮對外開放予共和國公民觀賞,藉此象徵文化權利的下放與共享。

遂以法蘭西共和國的文化影響區域為核心,將陳列內容以時間序安排,把自身文化領域與同時期競爭的其它國家分開,以此作為疆界的劃分,期望藉由這樣的安排方法激發國族驕傲,凝聚對於新建立的共和國如今身為現代國家的文化認同。

這樣的做法風行草偃地席捲了新時代的歐洲,各處國家主導的博物館無不開始以當代民族國家的地理文明為分類架構,將博物館視為公民教育最佳夥伴的做法也漸漸成為各國藍本。博物館作為國家與人民之間的仲介角色,也漸漸成為形塑知識、塑造國族和文化認同的重要場域,其中典藏對象以及展示方法的政治潛台詞自然不在話下。

然而,隨著後殖民風潮的發展,博物館開始慢慢轉化為反霸權記憶的行使空間,在呼籲瓦解單一樣板認同的催使下,藉由給予展陳的機會以及改變被論述的方式,賦予過往遭受忽略或霸凌的聲音,一些得來不易的文化合法性。

因此,新博物館學與博物館傳統作為國家延伸,由上到下由國家為主導的模型恰恰相反,新博物館學期待博物館和館藏品能夠成為具有彈性的有機體,不僅需時刻映照所處的政治和社會環境,更要能夠回應各種分歧的期待,快速回應社會無時不在變動的訴求。

調整定位自身的羅盤

在這樣的新博物館學全球脈絡下思考,《哈囉世界:重新檢視藏品》可以看作是調整自身研究方法和觀看模式的具體作為。這檔展覽以十九世紀超國界的藝術網絡為起始,由當時的跨文化交流開始梳理,並帶出一項關鍵課題:當代藝術發展並非由封閉的網絡或是單一地理文化形塑,在在點出歐洲藝術脈絡之所以能夠成行,是因為全球不同地理區塊的文化作用交互下的結果,展覽中不乏精彩的例子,包含畫家暨社會運動者海恩里希‧佛格勒(Heinrich Vogeler)與蘇維埃政權之間的交流,以及在轉變的時代氛圍中,共產國際對於工人階級的普世同情,並指涉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在軍國主義之外,同時亦於全球各地發生的和平主義運動。

其它文化擴散的例子於展覽中亦不勝枚舉,包括日本達達主義舵手村山知義於1920年代旅居柏林時的創作,和後續返日後引領風騷的貢獻。展覽更包含近期阿根廷藝術家和環境保護提倡者尼可拉‧加西亞‧尤利布魯(Nicolás García Uriburu)八O年代與德國藝術家約瑟夫‧波依斯(Joseph Beuys)的跨國合作,道出兩人分隔兩地卻相互輝映的人道主義觀點。


地域的政治性

在這樣包容性的結構夾注下,展覽的13個子題呈現選介藏品背後,鮮少被討論的文化交互作用。展覽的第一章節尤為有趣,以「市集」(Agora)為題,召喚全球語境下,博物館的古典政治社會角色。

在古希臘時期,「市集」結集政治、社會、經濟功能於一體,是城市中重要的集會場所,不僅做為市場、節慶等重大經濟交流和儀式活動的發生場地,更是聽證會等司法事件運作的所在。這樣的市集空間類同台灣的廟會市場,具類似的場域精神,在規範社會秩序的同時,亦形塑地方身分認同。《哈囉世界》第一章運用漢堡車站美術館的大堂作為「市集」,期望藉此開展對於公共空間以及身份認同兩者之間作用力量的探討。

第二章延續場域政治性的鋪陳,思考「天堂」概念的創生,剖析他者的凝視如何形塑異國情懷的殖民議題,由保羅‧高更(Paul Gauguin)旅居大溪地的圖象說起,描繪出「西方視角」在「東方異域」留下的足跡,道出征服者對於「異域天堂」想像伴隨的道德弔詭。此章節評論「天堂」為了取悅外來消費者,將自我「異國化」,漸而發展出供賞玩的展演,借以診斷觀光旅遊大行其道所伴隨經濟帝國主義的症狀。

我與他

「我們從哪來?挪用雕塑形式」(Where Do We Come From? Adapting Sculptural Forms)一章,藉由雕塑的創作媒介,檢視對於人體形象和人類本源的探詢。從古典主義對於人體的描繪,一路推展至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雕塑風格轉變。

這樣藝術風格的轉變見證了帝國主義的遠洋發展,這關鍵的兩百年中,歐洲旅跡遍及各大洲,在與各地住民的往來互動中,毆人萌發對於「人類本質」認知上的轉變,同時也受到各大洲原住民藝術風格的啟發,因此在人體形象的描繪上,形成相當的風格轉變。「我們從哪來?」這一章節,撥開藝術史風格轉變背後,遠東和亞非因帝國的拓張,產生在二十世紀先鋒運動上鮮少被提及的痕跡。

藝術作為知識傳播

「可移動的家鄉:從田野到工廠」(Portable Homelands: From Field to Factory)一節,追溯藝術家作為社群單位的全球思想運動,討論藝術社群的結集和離散,以及結集和離散對於身份認同產生的影響。「溝通作為全球發生:行為藝術、觀念藝術、媒體藝術」(Communication as Global Happening: Performance Art, Concept Art, Media Art)一節則探究六O年代全球興起的發生行動(global happening),於布宜艾諾斯、紐約、柏林方興未艾。郵件系統、電話、收音機、電視等開始成為乘載觀念的新興傳播媒介,在那個大時代的轉捩點有著能夠超越地域疆界的重要功能,逐漸席捲全球的藝術創作領域。

有別於傳統藝術市場,六O、七O年代的藝術運動(例如:行為藝術、觀念藝術等)帶有反商的性格,以反骨的姿態,挑戰「收藏」以物件為根本的典藏系統,期望創生另一種非以物質為基礎的「去物質化」藝術類型,在這樣的批派風潮作用下,興起全面檢視藝術傳播載體的全球潮流。

結語

柏林國家博物館《哈囉世界:重新檢視藏品》作為第一檔機構自我修正的診斷書,是博物館對於自身的歐美館藏脈絡開出的第一砲,期望透過反思博物館體制以及典藏品的政治社會脈絡,搖晃西方經典的論述傳統,打開非西方歷史脈絡的參與者,對於同樣的典藏物件所經驗過的不同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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