擺盪於自主與幻滅之間：Zoë Sheehan Saldaña「肯定有出路」（There Must Be Some Way Out of Here）
初刊於《藝術收藏+設計》2020年06月 #153
一場全球蔓延的現代瘟疫，攪亂了日常。短短數週，由衛生習慣到社交禮儀、人際互動以及工作方式，幾週前想當然爾的情節，無不發展出有別於以往的全新儀式；隨著全球供應鏈大亂，那些習以為常的便捷，瞬間變得奢侈。尤其和筆者一樣，被疫情鎖在歐美家中不得外出的人們，與自己相處的時間一下子充裕地令人不知所措，踉蹌地拾起那些被現代生活放逐的自理能力，打毛衣、煮咖啡、烤麵包、擀麵，簡陋的廚房成為實驗室，恨不得有塊都市農地，簡單的收穫或許能夠減省一兩趟趕集超市暴露於危險的出行，這些都市求生的荒謬情節，讓腦中閃過無數奇想：可否自製研發出回收衛生紙？哪些是生活所需？什麼又是可有可無？突發而來的緊急情況，逼著人們不得不重新思考與消費社會之間的拉扯。
疫情打亂的不僅是日常，也包括各大美術館的展覽，美國康乃狄克州的奧德里奇當代美術館（The Aldrich Contemporary Art Museum）門後鎖著柔伊·謝漢·薩當納（Zoë Sheehan Saldaña）「肯定有出路」（There Must Be Some Way Out of Here）一展，展覽因疫情突發，暫時關閉，轉為線上並延長展期至今年十月。謝漢的個展由舊識格蘭·亞當森（Glenn Adamson）策劃，展覽匯集約50件藝術家自製的手工物件，這些看似平凡的品項包山包海，囊括自製紙巾、地毯、頭巾、拖把、大頭釘、菸草、火柴、酒精洗手液，甚至鹽巴與番茄醬，展現藝術家執著於如何在當代過度產製的社會達成自力更生的反思，充溢著企圖逃離資本巨輪的綺想。
商品的駭客？挪用資本的符碼
在這個過度產銷的後工業時代，謝漢的藝術實踐回歸手作，企圖重新為個體與物質世界的關係定錨。她以手工重製那些被大量生產的商品，對於製造過程力求精確，不僅依樣畫葫蘆研製出成分相同的原料，更主張成品能夠符合原物的功能，並在不同的環境中測試再製品的功效。如此的製程也讓謝漢的作品藏於無形，她擅長將商品以逆向工程（reverse engineering）反向拆解，回溯產品的製造元素與流程，藉以創造出功能相近的物件，這類近乎商業駭客的產品分析，在挪用商品符碼之餘，同時撥弄了當代資本與剝削的緊張關係。
這些平凡無奇的物件背後，承載的是無數的失敗與成功的偶然：藝術家通過投入大量的時間與精力，執行繁瑣的研究，反覆對於作品進行實驗與優化。如此的過程也照見了「勞作／創作」的二元性，勞作本身耗時費力，充斥了危險與骯髒，但從事製作的經驗昇華了過度消費的罪惡，些許解消了末日降臨的癱瘓感，在創作成為逃離焦慮的療癒窗口的同時，同步負荷了製作過程的磨難。
謝漢對於勞動關係的關注在《隨處點燃（遍地罷工）》（Strike Anywhere）一作，可見一斑。為了這件作品她與化學家合作研發出彷似早期火柴極為易燃的成份，重現隨時可能引燃的不穩定性，作品名稱遙指19世紀英國火柴女工，針對產品安全疑慮爭取勞工權益的大規模集體罷工事件，以「點燃」與「罷工」的雙關，向為勞動價值發聲的草根運動致敬。《救生衣》（Life Jacket）系列，藝術家與農業植物學家攜手，種植出植物性毛料，作為救生衣內裡的原料，通過製作幾可亂真的產品，思考在全球暖化，極端氣候成為常態的現下，什麼是緊急狀態下賴以維生的必要物件，把玩「必要救急／可有可無」、「自主自足／互相依存」等二分概念，並延續這樣對於緊急狀態必要性的思考，製作出繃帶、麻線、酒精洗手液、蕃茄醬等物品。
解嘲美式文化
謝漢的實踐在2016年川普上任當選後，作品中末日的景象由經濟宰制與氣候變異，拉回到現實的緊迫。藝術家受挫於川普當選的衝擊，在總統大選後選擇旅行至加州死亡之谷（Death Valley），作為個人對於時代的哀悼，她在旅途中蒐集製作鹽巴的素材，通過將作品命名為《美國最低點》（America’s Lowest Point），一來指涉死亡之谷的海拔極低的地理位置，另一方面也回應自己在政治上的失落與人生低點，三則隱射聖經《創世紀》一節，上帝以硫磺和天火降罰於索多瑪，羅得妻子不聽天使勸告留戀不去而被懲罰變為死海之南的鹽柱的故事[1]。
作為政治現實的持續抵抗，謝漢耗費兩年時間發展出《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一作，此作題名援引18世紀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Adam Smith）名作中以大頭針工廠為例，提出關於專業分工的假說模型：斯密認為假若將製作大頭針的數十種工序，各自由不同的匠人操作，如此的分序分工，將能夠顯著提升產值與效能，生產速度能夠衝至50倍之數。當然，熟知工業發展史的朋友都知道，如此的專業分工經濟假說也為工廠逐漸走向生產線化的肇始，個體開始被納入機械生產的環節，疏離地如同元件般參與著令人麻木異化的產製。作為抗議，謝漢選擇反其道而行，選擇合工合序，以一人之力，在自家廚房裡將合鑄銅材加工成一千餘枚的大頭針。
這次展覽也特別將《美國最低點》的鹽巴、《國富論》的大頭釘與《硫磺、木炭、硝石》（Sulfur, Charcoal, Saltpeter）製作火藥的原料三者並製，諷刺美國社會仰仗的三大基石：聖經、資本與武力，傳達藝術家對於美國文化中推崇有志竟成、至死無畏等集體神話的不滿，以及對於美式死硬派自食其力的解嘲。
自主自立的樂觀VS注定失敗的虛妄
謝漢這次在奧德里奇美術館的展覽是藝術家至今規模最大的個展，然而作為展覽概念的重要環節，謝漢選擇辭謝美術館對於展覽常態性包含人力物力調度的經費支援，要求館方將這些預算條目編列零元，宣示性地通過親力親為，肩負起展覽製作更廣泛的工作，不僅以自己的車子一手包辦運輸、佈展，更親製調配油漆展牆的牛奶漆漆料以及用以印刷說明字卡與畫冊書封的鐵膽墨水。
當然，謝漢的這場自力營生的實驗，也仰仗了一些必要的交換與合作機制，例如為了完善碳粉製作工序，謝漢諮詢了印刷技術業界拔尖的工程師，她更說服了美術館的董事會成員自願擔任展牆油漆工，她自己則在一旁如同馬克吐溫《湯姆歷險記》中的頑童主角，負責拌勻、交遞牛奶漆，一邊監工、一邊坐享成果，悄聲地消費了藝術生產結構中不對等的關係，展現對博物館權力體系的揶揄。謝漢以身體實踐碰撞藝術家在藝術製作、生產、經銷過程中，時常受到忽略的無形勞動，透過拒絕博物館的經濟與人力援助，駭客進入藝術界習以為常的博物館支援體系，搔弄著觀念藝術的核心提問：藝術的範圍從哪些開始？哪些又屬於行政者的工作範疇？
為了織就《毛巾》（Towel）系列，謝漢選擇承襲德國紡織藝術家安妮·阿爾伯斯（Anni Albers）的織機，耗費長達數個月的研發與實驗，方成功研製出手工效果比照廉價汽車旅館常見的毛巾質地與織品紋理。她要求美術館工作人員於展覽期間每日由中庭拋入一條白毛巾，除了繳械投降的寓意外，也點出個體與社會看似獨立自理，實則相互依存、無法逃離的失落。
策展人亞當森回應謝漢作品中的幽默感以及對於協作的借重，打趣地提問：若末日來臨，藝術家自製的「逃生包」能夠存活幾日？若遇人溺水，有幾人會將謝漢再製的救生衣（藝術品），投進水裡施救？他認為，回答都是否定的，很顯然一意孤擲地追求存在於自力營生的烏托邦，必然換來徒勞，藝術市場的經濟價值，也持續綁架著思考。因此展覽作為謝漢創作實踐的脈絡，一方面詰問藝術如何能夠在市場價值外更積極地貢獻社會，另一方面也明晰地面對藝術世界彷若烏托邦的存在，以及終將面臨幻滅的自我侷限。
回視依存與自立兩者之間的拉扯，展名「肯定有出路」也成為謝漢黑色幽默的最佳註腳，取自名謠詩人鮑伯·狄倫（Bob Dylan）《沿著瞭望塔》（All Along the Watchtower）歌詞的首句：
「肯定有出路，小丑對小偷這麼說」（There must be some way out of here, said the joker to the thief）
藝術家如同歌手吟唱著底層人們在巨輪擠壓下的自我慰藉與解嘲，以阿Q態度搖擺在精神勝利與階級枷鎖的輪迴。
擺盪於自主與幻滅之間
在疫情肆虐，重新書寫何謂常態的2020年，謝漢以固執的拓荒精神，經營起一塊彷彿隔絕於世的烏托邦，近乎自虐的自力更生，是對於資本主義深沉卻無望的反擊。推展到了極致的歇斯底里，成就了弔詭的崇高和浪漫，為荒誕的體驗擠出一抹黑色幽默。
藝術家研究計劃與執行工序的孜孜矻矻，反映了對於政治經濟環境危機的憂心，她試圖通過創作的身體勞動，舒緩被恐慌綁架的情緒，連帶撥亂當代勞動系統的對位關係，來回擺盪於烏托邦樂觀主義與末日焦慮的矛盾之間。
在疫情搶購的荒謬慢慢告一段落，回過神來，想想謝漢的實踐，若擦手紙、酒精消毒液能夠被自製，或許我們與資本體制之間的糾葛，也並非如此命定，制約與自主的概念，大抵存乎一念之間。
[1] 「羅德之妻」（Lot’s Wife）變為鹽柱的故事，後人用以說明死海涵高鹽份的緣由，也將如同加州死亡之谷等鹽湖鹽地現象泛指為「羅德之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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