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社會責任：紓困的想像

初刊於《藝術家》2020年07月 #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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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如其來的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將全球捲入前所未見的巨大衝擊，短短數週，薪火燎原，讓西方主政者措手不及，為了降低病毒傳播不得不為的「封關」，使得經濟體如同瞬間關起開關的引擎，驟然停擺。面對疫情對於商業慣例根本性的衝擊和變革，各界無不期望將這次的經濟大亂，轉為重整產業體質的契機。在解除封關之際，本文嘗試梳理歐美藝文紓困方案與相關爭議所照見的核心辯論，期望通過這些辯論的爬梳，分探藝文產業特性、於公共政策中的定位以及藝術機構能夠肩負的社會角色。

產業特性

《藝術新聞》（The Art Newspaper）與馬斯垂特大學（University of Maastricht）財經學者合作的一項調查發現，全球畫廊產業因實體空間歇業、商業活動停擺、財富受到壓縮，將面臨高達70%的收入緊縮。全美藝術協會（Americans for the Arts）估計：逾六成的美國藝術家與創意工作者目前處於失業狀態，其中超過80%的藝文失業者無足夠的儲蓄能夠渡過危機。這些數據揭露長久以來受到忽略的事實：過往廿年創意產業的成功，高度仰仗接案與微型企業的「零工經濟」（gig economy）所推動，其中勉力支撐產業的藝術工作者時常身兼多份零工，酒保、服務人員、宴會攝影、平面設計、藝術教師……處於多個斜槓工作的交集，不僅無雇傭提供的醫療保險、基本薪資等保護網，更成為經濟斷鍊、活動取消首當其衝的弱勢群體。

除個體業者的重創外，以博物館為首的藝文機構亦哀鴻遍野，在門票、捐贈等收入銳減的衝擊下，國際博物館理事會（ICOM）估計全球超過十分之一的博物館無法安然渡過危機，將面臨永久歇業，MoMA PS1大刀裁去全館近70%的員工，大都會博物館預估損失至少一億美金的收入，宣布高層主管自願減薪10%至20%，更不得不裁撤逾80位員工，可見這一波因疫情而被迫閉館的打擊，餘震影響波及小至社區型藝術機構，大至第五大道美術館，無一能夠倖免。

紓困的想像

各國中央與地方政府的紓困方案雖因國情與文化特性各有異同，拯救藝文產業的復甦規劃，不乏對於斜槓產業（slash generation）特性的思考，因此除了為機構、中小企業投下大量銀彈外，更試圖讓紓困的補助網能夠確實地觸及個體戶、自僱和自由業者。

對此歐美業界更掀起一波討論，期望政府能夠比照經濟大蕭條時期美國總統羅斯福推出的「新政」（New Deal）計畫，策動類同當時由聯邦政府主導的大型就業紓困方案「聯邦藝術工作計畫」（WPA / FAP：Works Project Administration Federal Art Project），由中央政府通過大規模的公共藝術委任計畫，直接提供就業機會，不僅維繫創作者生計，更確保經濟復甦後藝文產業仍能蓄有足夠的創造動能，藝術工作者不會因生活所迫而離開創意產業。

新政的執行團隊根據申請藝術家的特性，略分為創作、教學、研究與服務等不同工作小組，並雇用創作者來主導並管理專案的進行。此項計畫影響深遠，不僅因大型委任方案策劃繁複，需要大量人力物力的借助，龐大的規模足以支撐藝術實踐、經驗值和技術能力各異的工作者，將就業補救網盡可能撒地既深且廣；聯邦藝術工作計畫更開設百餘間社區文教中心與展示空間，通過深根布點，培養未來藝文消費觀眾。在計畫全盛的1930年代中期，曾雇用高達五千餘名的藝術創作者，計畫執行近十年的時間（後因二戰開打而逐漸停擺）總計完成近2600件大型壁畫、逾十萬幅繪畫、一萬餘件雕塑、近三十萬幅版印，並以兩萬餘件的圖版設計為美國設計索引（Index of American Design）創造出統一的視覺方案。受雇的藝術家包含事業與風格仍在萌芽期的傑克森·波拉克（Jackson Pollock）、馬克·羅斯科（Mark Rothko）、菲利普·古斯頓（Philip Guston）等如今耳熟能詳的戰後巨匠。

針對新冠疫情復甦方案，英國蛇形畫廊（Serpentine Gallery）藝術總監「小漢斯」漢斯·烏爾里希·奧布里斯特（Hans-Ulrich Obrist）即率先主張英國政府應比照新政的大型雇傭計畫辦理。英國創意產業聯盟（Creative Industries Federation）也召集高聲量的藝文從業者（聯屬成員包含如安尼施·卡普爾（Anish Kapoor）在內的國際藝術家），以公開信呼籲政府能夠更積極、系統性地提出解決方案，認為若缺乏政府積極的介入，新冠後的英國創意產業將成為一片「荒原」（wasteland）。

除新政的歷史樣板外，憂心忡忡的產業人士也援引德、法等競爭鄰國的政府措施作為依據，批評以英格蘭藝術委員會（Arts Council England）為首的1.6億英鎊紓困方案杯水車薪，相比德國振興方案中專為藝文設計的十億歐元救援計畫（等同年度文化預算一半之多），簡直貽笑大方。在藝文工作者聚集的柏林，地方政府也誠意十足，直接給發自僱業者五千歐元的紓困金，並信誓旦旦地表明銀彈充足，能夠確保發放到每一位自由業者手中，文化部長更親上前線捍衛藝文的價值；法國政府則開出就業振興支票，總統馬克龍承諾規畫媒合藝術家與學校系統的暑期藝術教育營作為就業方案，並預計由政府主導為30歲以下的青年創作者導入大型公共藝術委任計畫。

英國政府選擇在五月底宣布由主管文化事業的「數位文化媒體暨體育部門」（Department of Digital, Culture, Media and Sport）內閣大臣主導，成立「文化復興小組」（Cultural Renewal taskforce），為安全重啟文創產業擘劃，至截稿前相關執行細節尚在研擬階段。

文化的社會責任？

政策辯論反映一個社會對於藝術文化的著重程度，於此議題上博物館界的討論尤為熱烈，其中以北美「美術館館長協會」（Association of Art Museum Directors）放寬去藏（deacession）規範的宣告最具指標性。美術館館長協會會員遍布美國、加拿大、墨西哥，由兩百多間美術館組成，協會針對博物館因新冠疫情面臨的財務困窘，放寬向來被詬病不合時宜的規範，宣布未來兩年內，會員將能夠彈性動支去藏的收益，作為營運經費，並可免受協會的抵制與裁罰。

此些關於去藏的規範近幾年備受爭議，僵固地要求會員即使營運碰上危機，美術館面臨倒閉，也不可通過去藏創造財源，更不可將去藏的收益用於營運開銷，否則將受到成員包含無限期停止出借館藏等嚴正的抵制。協會的調整受到業界廣泛的應和與支持，許多聲音更主張應永久取消對於去藏的規範，顯示過往美術館作為藏寶庫的定位在21世紀顯得八股，而新冠疫情臨門一腳，變相敲開了改革的可能。

如此針對「博物館角色定位」的思考，也反映在藝術社群自發的互助上，英美各大藝文機構在公資源慢半拍的情況下，主動肩負起被政府遺落的社會責任，通過調整常態性經費的應用，試著協助藝術社群共渡難關，類似的調整不勝枚舉，顯著案例包含：英國泰德不列顛美術館（Tate Britain）宣布取消2020年透納獎（Turner Prize），並決定將原定獎項的經費提供給藝術家作為生計補助；邁阿密佩雷斯美術館（Pérez Art Museum Miami）典藏委員會則決議進行一次前所未見的購藏計畫，將逾十萬美金的購藏基金，全數用在向邁阿密本地的畫廊購買藏品，宣示性地將購藏資源投入本地藝術產業的振興，進一步回應了對於「文化的社會責任」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