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品多元化的實踐與爭議——美術館的回應（下）

初刊於《藝術家》2021年9月 #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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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爾的摩美術館面對2020年原訂通過去藏進行結構性改革的宏願，雖因各界激烈的反彈而被迫中止，但是這樣的阻撓並不減滅美術館的改革決心。

美術館於今年年初宣布，原訂進行的改革在館方積極勸募下，獲得諸多支持。其中非裔慈善家艾琳·哈里斯·諾頓（Eileen Harris Norton）[1]捐贈100萬美金支持館方短中長期的「多元正義平權兼容」計畫（DEAI: diversity, equity, accessibility and inclusion），這筆捐贈的一半款項將用於立即的館務發展（包含反歧見培訓等課程），另一半將投入設立館務基金，其收益持續注回美術館多元化的結構性改革。除此之外，館方亦籌得兩筆合計近50萬美金的捐贈，預計用於：

• 一、夜間開放的營運費用（增加工薪族能夠參與美術館的機會）；

• 二、提升工作人員的待遇：經費將直接給予時薪工作者加薪，並逐步調整館員薪資結構，以期逐漸符合市場薪資情況。

鏗鏘的詰辯

除了募款進行結構改革，美術館也以展覽回應去藏批評者，疫情下於今年3月底重新開館後推出的首波展覽，《尚待何時：新進當代典藏展》（以下簡稱「尚待何時」），主展名（Now Is The Time）引用美國黑權運動先驅馬丁．路德．金恩〈我有一個夢〉中激昂的演講內容，強調改善社會、經濟等不公義的平權行動刻不容緩。

作為館方的成果展示與剖白，《尚待何時》以簡明的數據呈現了2018年去藏7件「白人男性」作品後續的實施成效：籌措的7百90逾萬美元鉅款通過典藏基金的架構，為美術館打下了「典藏系統解殖」的穩健財務基礎，數年間已逐步藏入超過80餘位少數族裔與女性藝術家逾百件的作品，此批新進典藏更高達八成出自首次進入巴爾的摩美術館館藏的藝術家。與2017年相比，館藏中非裔藝術家的作品數量，亦增長了兩倍之數。入藏管道，美術館也盡可能通過購藏（而非尋求捐贈）實質助益長期培育少數族裔與女性藝術家的畫廊，盡機構之力，由支援體系著眼，助力改善白人男性藝術家（以及市場機制）主導生態，女性和少數族裔創作者受到擠壓的狀況。

展陳亦解析美術品「價值建構」的相對性，闡述「經典」的認定與話語權兩者之間的權力關聯，凸顯典藏系統扮演藝術價值的認證戳章，若不尋求改革，研典展教推等介面也將持續推播由西方白人男性建構起的價值體系，美術館也將成為權力失衡的共犯。《尚待何時》強調美術館的改革決心，將典藏機制視為「解殖」的必要工具，也將去藏視為讓美術館能夠妥善行使「校正調整」的功能，通過去藏再造，引進多元聲音，肩負起重塑權力結構、分享資源的積極角色，邀請各界檢視美術館通過典藏品多元化，實踐公平正義的承諾。

巴爾的摩模式？

值得一提的是，巴爾的摩美術館不僅在館務規劃上獨具一格，諸次大膽的舉措，也有強健的營運體質作為支撐。美術館從2006年起，實施一般門票免費，並將支援一般門票的花銷視為營運支出，因觀眾培育的成功，參觀數量上升，門票補助支出2018年約佔總支出的15%（約計200萬美金）。如此的計算模式與財務結構，與位於第五大道高度依賴門票收益的美術館（例如：大都會博物館、古根漢美術館、MoMA現代藝術博物館等）不同，在疫情影響下，雖然閉館無法運營，但是相對作為門票補助的支出也因此降低，比起其他哀鴻遍野的藝文機構，非但不影響收入，反倒減少了營運成本。

巴爾的摩美術館的收入，以2018年為例，以捐贈收益（35%）、營運基金的投資回饋（約30%）以及公家補助（20%）占大宗，其他自籌營收（衍伸品銷售、餐廳等）則僅占9%。如此特異的財務結構與收入來源仰仗門票的館所全然不同，以大都會博物館為例，2018／2019年度財務報告顯示其門票收益占了13%，紀念品零售等收入占總收入近四成；而著名依賴門票的古根漢美術館，這筆進帳更占每年總營運收入的三分之一。巴爾的摩美術館與此些仰仗人流（門票）與高額衍伸消費（零售和餐飲）的同儕相比，受到疫情的衝擊，微乎其微。

巴爾的摩美術館館長貝德佛特於過往受訪時多次提到，他希望美術館特殊的財務結構以及貫徹宗旨的策略能夠成為一個營運典範，尤其在讓平權正義的願景轉換為實踐的作法上，提供有意轉變館務方向的機構參考。貝德佛特後續受訪亦提到，疫情的巨變與湧動的民運，讓他對於美術館360度全面平衡的理念更加堅定，也是2020年去藏政策的初衷，期望根本上改變機構內外部基因，以便更適切地為社群服務，也能更全面地對所雇用的員工負責，通過給予合理公平的待遇，將館員視為推動宗旨的核心資產。

美術館獨特的財務架構與營運體質，在疫情的考驗下，也變相證明了「巴爾的摩模式」的可行，不僅門票免費落實平權可行、去藏經費合理規劃設立基金讓藏品多元化可行、基金更是一切結構性改革不可或缺的基礎建設。反觀疫情期間古根漢美術館在內的機構，大量「冷血」裁撤一線因展覽關閉而暫失「功能」的教育人員，是自食「企業化思維」的惡果。長年仰賴昂貴的門票，不將機構內外部關係人視為服務對象的惡性循環。抨擊者認為：博物館並非「珍寶保險櫃」，而是對於觀眾、員工、藝術家具社會責任的「研究教育體驗機構」，館藏僅是研究教育的載體，因此在館員生計受到威脅時，館方應大力爭取棄守一兩件藏品，以保眾人生計，然而第五大道美術館卻選擇冷血地不作為，將教育人員在內的館員視為臨時差遣、任意去留的對象，令人髮指，更加應證了「第五大道美術館」已淪為少數富人玩具的批評。而巴爾的摩美術館因願景合宜、實踐有效，享有穩健的財務體質，卻變相成為2020年去藏計畫被批評缺乏合理性（並未遇上財務危機）的原因之一，兩套實踐邏輯的結果對照，耐人尋味。

如此諷刺的對照，更在喬治‧佛洛伊德（George Floyd）逝世週年《藝術新聞》（The Art Newspaper）的調查報導中，展現無遺。《藝術新聞》專題追蹤美術館過去一年針對多元平權承諾的兌現情況（包涵員工組成、展覽節目、典藏品構成與觀眾光譜在內等綜合面向），詢問22所博物館的改善成效以及未來的規劃，收到訪問邀請的美術館9家全然未回應，收到詢問的博物館中，僅巴爾的摩美術館一所館所針對媒體查詢提出全盤的計畫內容，涵括短中長期的預算細節和施行計劃。

後疫情反思

西方美術館過去一年因疫情肆虐和湧動的社運，不得不對過往視為常態的館務營運進行一次「斷捨離」，在嘈雜的爭議之下，「如何重新定錨美術館在生態系中的角色」成為思辨的核心，營運策略的調整呼應的是大破大立後，對於己身責任的反思。

巴爾的摩美術館去藏的爭議，映照出機構嘗試通過規範鬆綁，爭取永續館務營運基礎和實踐平權正義的一次大膽設想。正反立論激化，各有所據，像一方照妖鏡，不僅照見博物館定位的變化、少數族裔與女性藝術家缺乏研究投資的畸形結構，也映照出一線館員長期不被視為必要資產的血汗事實。面對反彈美術館不屈不撓，《尚待何時》一展是美術館鏗鏘的反擊，明日復明日，實踐結構正義這條充滿爭議卻勢在必行的道路，此時不大刀闊斧，尚待何時？

[1] 哈里斯·諾頓是諾頓防毒軟體創辦人彼得·諾頓（Peter Norton）前妻，長期關注藝術、教育和平權的實踐，與藝術家馬克·布拉福德（Mark Bradford）等人共同籌辦教育基金會，提供少數族裔青少年通過獎助學金與給薪的實習機會，增加藝術教育與行業內的晉升管道，也讓巴爾的摩美術館的宏願與哈理斯·諾頓一拍即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