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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萊克的一生，見證了權力、財富、階級、品味的重新分配，他的作品也成為社會動盪的縮影；他的一生以懷才不遇為註腳，持續碰撞這些轉型中的權威。

如同瑞士少女桑伯格的呼籲，展覽繼續針對那些已然服膺於環境保護主義的自由左翼知識分子傳遞福音，放送生態鉅變的受難影像，要求那些拒絕接受的異教徒，懺悔並皈依。展覽邀請在皈依之門外頭徘徊不進的人們，一起服下作為聖體與聖血的藝術，要求他們與環境保護這個新興信仰，訂下新世紀的盟約。

與身體最相親的衣物，從來就是政治的戰場。

展覽揭開「完美的一生與良善健康的身體」底下，疾病如何打亂並形塑我們對自我的認知，推翻對於疾病與患者的刻板標籤，由病者的角度主導身體被觀看的方式，重新宣誓對於身體的主動權，積極建構願意被社會記憶的方式。

倫敦藝術產業鏈穩固、市場體質健全，由藝博會與周邊展覽策劃可窺見藝術界主動將城市置入非洲當代藝術與非主流藝術市場的企圖心，系統性地為這塊水漲船高的新市場創造論述與價值鏈，將倫敦塑造成為「反抗西方霸權」的推手。

展覽呈現了「拼貼」這項親民媒材如何做為庶民美術經驗的載體，將那些佚名作者的日常剪貼，匯集成一幅私史。

展覽看到的是葛姆雷對於「脆弱」的執著：生命的脆弱、身體性的脆弱、環境的脆弱、認知的脆弱、空間常恆屬性的脆弱。

如此的結構照應了藝術家、研究單位（學界）、中介推廣機構（藝廊）、收藏展示體系（美術館、藏家）與贊助單位之間微妙的互動關係，通過生態系中多方角色的長期共舞，共築起中國當代藝術於全球的價值鏈和文化地位，為中國當代藝術在國際藝壇創造新作／產品、建構論述，積極主導被觀看的方式。

展覽梳理慕夏與伯恩哈特的長期合作關係，一探藝術家如何將新藝術美學用於強化新時代女性的獨立自主形象，繼而讓廣告產業對於女性的描繪更加多元豐富。

展覽將梵谷從一位飽受磨難的落魄畫家的形象中「翻案」，深入畫家早年旅居倫敦時受到的文化浸淫與衝擊，一反過往將梵谷視為孤鳥的論述邏輯，聚焦檢視旅居英國期間對於梵谷決心成為畫家的決定性影響。

展覽首度大規模聚焦在這場運動背後，作為靈感謬思、詩人、畫廊幫手等「姊妹們」扮演的社會角色，透過對於她們生平的梳理，更鮮明地建構起這幫身為妻子、情人、姊妹、女兒的時代女性在十九世紀下半葉一起堆疊出的社會群像，為女性的社會職能和貢獻譜寫出更為立體的面貌。

那些還有力氣抵抗、仍信仰「希望」的人們能夠和這些藝術家一樣，以個別灘頭的爭搶，在自己所關心的領域爭取議題的可見度，揮舞著「政治總是讓我們失望，持續行動才能創見未來」的旗幟，為這個逐漸放棄掙扎的世代，以唐吉訶德式的人文堅持，帶來一線反抗的曙光。

佈雷‧馬克思的設計延續十九世紀末發於歐洲對於「花園城市」的烏托邦設想，融合了現代主義正向的視覺能量，並與城市規劃緊扣，以期通盤思考人、自然與周遭環境之間的共生關係，有機回應在地人文與氣候的基材和植被。